彷徨是鲁迅短篇小说集共11篇(《彷徨》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共11篇)

作者:杨清华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建国后,从1956年到1981年,鲁迅的四部小说被搬上银幕五次,分别是《祝福》(1956)、《祥林嫂》(越剧艺术电影,19

作者:杨清华

彷徨是鲁迅短篇小说集共11篇(《彷徨》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共11篇)

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建国后,从1956年到1981年,鲁迅的四部小说被搬上银幕五次,分别是《祝福》(1956)、《祥林嫂》(越剧艺术电影,1978)、《伤逝》(1981)、《阿q正传》(1981)、《药》。其中,由夏衍改编的《祝福》和由华水执导的《伤逝》都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这两部电影在上映时都引起了争议。

祥林嫂该不该降低门槛?

195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请夏衍将鲁迅的小说《祝福》改编成电影剧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将文学名著搬上银幕,也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是一个倒计时镜头。为了在鲁迅逝世20周年之前与观众见面,这部电影需要在1956年10月上映。主创人员分别来自北方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桑欢、摄影师蒋倩、美术艺术家池宁。演员包括白洋(饰演祥林嫂)、(饰演何老六)、(饰演陆师傅)和(饰演陆)

小说《祝福》采用第一人称倒叙方式,用几次倒叙讲述祥林嫂悲惨的一生。编剧兼导演桑欢夏衍对原著做了最大的改动。对小说中简略提及的何老六进行了大胆而成功的塑造,加入了祥林嫂与何老六婚后生活、同甘共苦、共同生活的场景,着重刻画了何老六善良的天性,展现了祥林嫂热爱生活的美好气质。这种改变的效果是将祥林嫂悲惨一生中的幸福时刻与她之后的许多不幸结局相比较,最后被旧礼教吃掉,加重了性格的悲剧性。这种变化归功于导演的创造性工作,也归功于两位演员白洋和魏鹤龄对人物的塑造。

《祝福》上映后,受到了观众的好评,也引起了学界的争议。争论的焦点是电影中加的祥林嫂砍门槛的那一幕。事实上,祥林嫂降低门槛的细节并不是夏衍的主意。早在新中国成立前,袁雪芬在上海演出越剧《祝福》时就有这一幕。

在夏衍改编的《择善而从之》中,保留了越剧《祝福》中祥林嫂削门槛的细节,突出了祥林嫂性格中的反抗因素,但写祥林嫂捐门槛和削门槛之间的戏份比较平淡,缺乏层次性,使得祥林嫂削门槛有些出人意料。

剧本中祥林嫂与陆四爷、陆四夫人的对话只用了一个回合,然后突然出现了切门槛的动作,值得推敲。林志豪在《祥林嫂砍门槛的细节》(原载《文艺报》1956年第24期)一文中提出:“在冬至祭祖时节,吕四又给了她一次精神上的打击,这只能说明,捐门槛并不能赎回她生前作为‘人’的资格。但是作为捐款门槛基础的‘唯恐你死我活’的希望并没有破灭,至少没有提供足够的理由来解释它的幻灭。……更何况吕四夫妇的所作所为和天意是两回事,祥林嫂都能体会到。因此,她更难承受来自陆四夫妇的打击,与天意和迷信思想的彻底绝望联系起来,走上最后决裂的道路。”

对于如何处理夏衍小姨子砍门槛的细节问题,剧组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导演桑弧拍摄了陆家第二次祈福的场景。起初,它是根据夏衍的剧本拍摄的。样片出来后,发现场景缺乏层次,就修改了一下,补了几个镜头,让祥林嫂和陆四爷、陆四爷打几个回合,直到陆四爷说:“捐一百只鹤也没用,你的罪永远洗不掉!”祥林嫂刚没打中,鱼菜就落地了。将电影文学版《祝福》与电影故事板进行对比,不难看出,导演桑欢严谨细致的艺术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剧本的不足。

从涓生口中谈“娜拉”

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电影厂曾有过拍摄鲁迅《伤逝》的计划。但碍于时局,直到1979年,北京电影厂为纪念即将到来的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才再次将《伤逝》列入拍摄计划,导演华水接受了拍摄《伤逝》的任务。这是继华水自拍《火中永生》后,十多年来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华水与王新刚、林莹时隔十六年的合作。

故事板,华水写的《伤逝》,在原著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动和发挥,扩大了社会内容,增加了洋人、狗和王子的情节,用对比法写涓生和子君,给涓生增加了许多社会思想。对水华的探索引发了争议,批评者认为水华抬高了水位。

如何看待小说中的涓生?为什么电影里涓生升职了?回顾鲁迅创作《伤逝》的历史背景和华水改编《伤逝》时的社会审美思潮,或许有助于我们找到答案。

小说《伤逝》创作于1925年10月,收入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流浪》。1924年5月,鲁迅搬到北京阜成门西三巷21号,写《伤逝》。流浪赚到的11部作品,有7部是在这里写的。在《流浪》这首诗里,鲁迅写道:“孤独的新文学园地,安全的旧战场;另外两个卒,莲花戟,孤军奋战。”与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彷徨》相比,用鲁迅自己的话说,“虽然技术比以前好了,思想似乎更奔放了,但斗志冷了许多。”《祝福》是《流浪》的第一本书,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面对祥林嫂“人死了以后还有灵魂吗?”怀疑,小说中的“我”是模糊的,只好“以这种模糊结束”。《祝福》不是百分百真实的故事,但小说中的“我”有鲁迅的影子。同样,《伤逝》中的涓生也有鲁迅的影子。许广平曾对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创作团队成员说:“鲁迅在创作的时候,不想被人打扰。如果他在创作的时候被叫去吃饭,他会不高兴的……”《伤逝》有他自己的忧郁,指的是婚姻中的忧郁。

“两房之间多一卒,莲戟独一人。”小说《流浪》与呐喊相比,增添了许多孤独忧郁的色彩,给人一种没有出路的彷徨感。

电影《伤逝》中有一个场景,子君和涓生在看完《一个娃娃的家》后,聊到“娜拉走后发生了什么”。原著剧本不存在,电影改编把鲁迅对这个社会问题的思考加到了涓生身上。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发表了题为《娜拉走后发生了什么》的演讲。这篇讲话后来被收入鲁迅的散文集《坟》。鲁迅在演讲中对“娜拉走后会怎样”这一命题进行了评论:“娜拉走后会怎样?......但理论上想想,娜拉可能只有两条路:堕落或者回来。”在鲁迅的讲话中,他提出经济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梦想是好的;否则,钱很重要...所以为了诺拉,钱——用优雅的术语来说,就是经济——是最重要的东西。自由不是钱能买到的,但可以用钱来卖。”鲁迅演讲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是梦醒时无路可走。”《流浪》收录的《上馆子》、《孤独的人》、《伤逝》三部小说,都凸显了五四之后一代知识分子“梦醒无路,行将就木”的处境。

鲁迅关于“娜拉走后发生了什么”的评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两年后,鲁迅写了小说《伤逝》。君和涓生代表了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勇敢地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君大胆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无权干涉我!”君勇敢地挣脱了家庭的束缚,涓生也相继“和几个自以为胆小或为我吃醋的朋友分手”,两人相依为命,组成了自己的小家庭。然而后来涓生抑郁了,子君死了。小说中用第一人称的“笔记”写下了涓生在悲伤和悔恨中对子君的回忆,以及对逝去的东西的追忆。鲁迅通过涓生和子君这两个知识分子的爱情悲剧,表达了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人必须活着,爱是依附于人的。”这是理解悼念过去的一把钥匙。

为什么涓生的形象被抬高了?

《伤逝》这部电影确实抬高了涓生,并没有充分表现出主角的消极无助感。电影的最后,在会馆的院子里,涓生的眼泪干了,她对自己说:“我还活着,我要迈出走向新生活的第一步。后方地带...世上本没有路,但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事实上,地面上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变成路了。”导演华水引用鲁迅小说《故乡》中的这句话作为影片的结尾,表现了涓生的觉醒和主人公的探索精神。虽然鲁迅的原著贯穿着求高求低的思想,但其实《伤逝》的核心是“梦醒无路可走”。影片没有充分展现涓生不知路在何方的犹豫过程,抬高了人物形象。

华水试图在影片中突出知识分子的探索精神,就是为了突出涓生这个角色。华水拍摄《伤逝》时,文艺界出现了各种思潮,“伤痕文学”对新时期文学和电影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华水对“伤痕文学”的美学思考,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华水为何将涓生的探索置于《伤逝》的中心:“我们犯了许多错误,造成了一些人的心理伤痕。但是原因是什么呢?——社会原因、阶级原因、历史原因。如何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深刻真实地反思和认识这个问题?从文艺作品中全面而深刻地反映这段历史还是欠缺的。从‘疤痕’的角度来说,疤痕很多,还是比较浅的。……我们应该对这段历史有一个真实而深刻的了解。我希望在文学中有一个宏观视角的反映,是文学的,个别地反映一般情况。”

看完电影《伤逝》的所有样片,夏衍建议加一个场景,描述涓生和子君同居后短暂的快乐时光。原小说也写了这个内容,但只是顺带说了一句:“去年的晚春,是最快乐最忙碌的时候。”“在家里,就是在她对面或者帮她做白炉子,做饭,蒸馒头。我学会了做饭,就是那个时候。”如果在剧本阶段提出夏衍的建议,给涓生和子君分开生活后的幸福生活更多的空间,有助于更强烈地突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增强人们对主角命运的同情。可惜的是,夏衍的意见提出的时候,所有的样片都已经完成了,即使补充也很难改变影片沉闷的基调。

电影《伤逝》是华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虽然它的艺术成就没有超过夏衍改编的《祝福》,也没有达到《林家铺子》的高度,但它仍然是一部杰作。1982年《伤逝》获得第二届中国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摄影(获奖)、最佳美术、最佳剪辑、最佳道具(获奖)五项提名。(杨清华)

来源:北京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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