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布努埃尔电影作品(如何评价布努埃尔电影的观后感)

作者:维多利亚·洛伊

译者:伊萨克

校对:易

资料来源:《电影的感觉》(2005年4月)

在布努埃尔的作品序列中，《一个女仆的日记》属于布努埃尔作为一个优雅而讽刺的欧洲大陆圣人的作品，这是本刊作者索尔·奥斯特里茨(Sol Austerlitz)所描述的。这一阶段的作品还包括《迷失的天使》(1962)、《白日美人》(1967)、《布尔乔亚的审慎魅力》(1972)。

《女仆日记》（1964） 《女仆日记》（1964）《一个女仆的日记》( 1964)

这部电影的讽刺与布努埃尔系列作品中的其他主题一致——神职人员、资产阶级、叙事和人物的理性——以及作为伏笔的不那么讽刺的东西:法西斯主义。布努埃尔声称他从未看过让·雷诺阿1946年根据奥克塔夫·米尔博的小说改编的好莱坞版本——但两人有相似的政治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场景安排重复了一遍。

这部电影的形式体系几乎是纯叙事，不像其他超现实主义电影(包括布努埃尔的作品和其他导演的作品)采用更多的联想形式；但“超现实主义”的精神或文字依然存在。影片中仍有常见的超现实主义主题——冲突与矛盾，看似对立的变态并列(如性与死亡，社会秩序冲突与情色吸引)，布努埃尔的反宗教权利与反资产阶级主题，在影片中甚至相当无情。

然而，所有的一切——当然是小心翼翼地——都融入了布努埃尔简约的视觉风格和平和的基调，让影片更加含蓄，这可能也是这部电影在布努埃尔的作品中不那么被看重的原因。

例如，一位年轻的牧师(由联合编剧让-克洛德·卡里尔扮演)来到蒙蒂尔夫妇(与拉贝先生一起住在诺曼底的一座庄园)那里为教堂收集葡萄酒，他还为蒙蒂尔夫人提供了精神上的帮助。夫人是冷漠的，但不像雷诺阿版本中的朱迪丝·安德森，她无法也不愿意迎合她“强壮”而好色的丈夫(事实上，她可能会撒谎来阻止他)。

起初，牧师被她的问题吓了一跳，然后开始讨论合适的亲密方式。这时，两人被塞莱斯廷打断了，塞莱斯廷名义上是个女仆，她引不起拉贝先生的兴趣。影片的基调和节奏并没有像《审慎的资产者》后期的魅力那样清晰(生动)地指出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吃饭和社交活动不断地被性和“尸体”打断。

影片的节奏有一种自信的平衡，与塞莱斯汀的动作/行为相匹配——尽管她比镜头更焦虑。影片中特别使用了黑白摄影，让原本就悲伤而“荒凉”的秋天乡村更加黑暗——这在最后一个镜头达到了高潮。镜头的移动是悠闲的，通常是不受限制的，经常有头顶和云台的镜头，但它大多是将它们整合成一个场景(使用法国的宽屏镜头Franscope)而不是简单地拍摄这些画面。

然而，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例如，这部电影通过剪辑暗示猎场看守人约瑟夫对克莱尔的失踪负有责任。走进约瑟夫的小屋，墙上锯齿状金属工具上方的炖锅看起来像一个捕食者的巢穴。

卡里尔声称:布努埃尔不想让神秘从精心设计的明暗对比中散发出来；而是从适时之门的吱嘎声中，从模糊中，从慢动作中。他根本不相信任何一种电影效果，认为这些效果都是肤浅的、附庸风雅的...拒绝精致的技能意味着你对你所展示的力量深信不疑。

也许是这样。但是，电影对长宽比的选择，场景的安排，以及在这种情况下，长景深的使用催生了一种特殊的美学。在蒙蒂尔庄园内，优雅而杂乱地陈列着富人的物品——半身像、镜子、花瓶、灯具和其他物品。蒙蒂尔夫人第一次见到塞莱斯汀时用过这些东西。她指出了什么是珍贵的，什么是必须保留的，从而确立了她在这个等级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事实上，正如原始材料所要求的那样，也正如布努埃尔的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这里表现的是根深蒂固的高级资产阶级的腐败、虚伪和可笑的沮丧和冷漠。例如，Montil和他的妻子讨论Celestine的卫生问题，就好像她是一只受感染的啮齿动物。布努埃尔用一种娱乐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厌恶，有时是对它的蔑视。考虑到他是其中之一(阿拉贡的一个地主)，这种表达本身并不矛盾，但这种传记信息确实带了一种适当的恋母情结。

我们不知道我妻子是被父亲去世的特殊情况震惊了(发现他躺在床上小腿裸露在外，手里抓着塞莱斯汀早前设计的黑色短靴)还是更普遍的冷漠，让她有了这样的反应——她穿着时髦的丧服，表达了对遗产税过高的不满。

布努埃尔的矛盾和非理性的超现实主义的乐趣被塞莱斯廷表现出来。她似乎没有一个持续的或者理性的动机。布努埃尔省略了小说和雷诺阿版本中出现过的一句话“塞莱斯汀不再追求爱情”，这表明她决定追求物质上的舒适而不是浪漫，为她和船长的结合提供了更明显的动机——这在布努埃尔的版本中显得武断而不太可能。

她对船长的兴趣远非钦佩，而是延伸到他的物质地位。Lestine对Montil夫妇和他们的阶级的蔑视并不意味着她对他们的利益不感兴趣。这一点从她的外表就能看出来——她穿着高跟鞋摇摇晃晃地走出车站(她走路的样子，连同她吃午饭的姿势，都表现得非常好)，穿着华丽时髦的衣服，戴着皮手套和手套，看起来更像是上流社会的人，而不是帮这些人清洗餐具的仆人。

Lestine是一个女英雄，也是一个反派:但她不是一个反派英雄，一个行为自私但暗地里坚持一些东西的角色，无论是捍卫正义还是与邪恶作斗争。Lestine不坚持也不投资任何东西；她突然嫁给船长是布努埃尔的选择，因为非理性更忠实于无意识。

在布努埃尔的镜头中，塞莱斯廷避开了米尔博描述的可能更不合理的命运。在后者的描述中，她最终和约瑟夫定居在瑟堡。她被他恶魔般的特质所排斥和吸引，她意识到了他的愧疚，但最后她还是“很高兴和他在一起”。这种情况赋予了约瑟夫更强的法西斯性格，但它的政治意义对布努埃尔来说可能还不够，因为它似乎与个人的精神病理学更密切相关。

女仆的情色魅力来自于她不断的存在，而不是来自于无情的远方和高不可攀。除了最需要的地方，她在每个方面都表现出忠实的默许。她平易近人，但也有局限性——这是超现实主义的一个令人愉快的悖论。当然，资产阶级，尤其是布努埃尔/雷诺阿笔下的各种腐败生物，不去追求仆人的帮助是不太可能的，但是这种压抑的处境，被延迟的欲望产生了一种颤抖，这种颤抖可能和欲望本身一样令人满足。(这当然是乔治对每个女孩到来的期待——但即使是他，也可能不得不对迟钝的玛丽安形成不同的热情，后者屈服于他断断续续、疲惫而悲伤的求爱。)

Lestine的黑白制服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功利；当她着手调查约瑟夫时，她的白斗篷和头巾使她成为一名护士，一名死去孩子的复仇者。这套制服也让她成为了(法西斯)幻想的对象，因为它不仅是黑色的，整齐有序的，还显示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她是一个被别人命令的人，而对约瑟夫来说，他被服从和命令所吸引。

另一个丰富影片内涵的元素是带有色情和法西斯色彩的靴子。超现实主义艺术把看似不相关的物体、情感和场景放在一起。这样做有时会创造奇迹和超现实主义；有时会带来亵渎；有时，就像在这部电影中，一个讽刺性的评论被创造出来。《耳闻目睹》把拜物教的场景描述得很肤浅，只为取乐。事实上，它可能不会引起米尔博所希望的“谄媚的厌恶”，但它有另一个目的。

皮靴在电影中出现过好几次:在塞莱斯廷上，在示威的法西斯分子身上(在不久的将来，在欧洲和法国，电影中也提到了这一点)。第一个例子是靴子和制服，好色的八旬老人和(暂时)可爱的女孩并列，打破了正在进行的职责和礼仪，令人不安。第二个例子同样令人担忧，但意义更大。

我们看到约瑟夫和他所支持的右翼派系活得好好的(虽然他被指责为靴子有罪)。也许黑色皮靴的欣赏应该是在闺房中被天真地欣赏，作为女仆制服的一部分，而不是法西斯制服的一部分，在配偶或仆人的手中，而不是独裁者，在游行时。

这部电影的政治色彩涉及阶级斗争，但更直接的是20世纪30年代法国法西斯的兴起，在维希政府时期达到顶峰。与塞莱斯廷相比，约瑟夫的性格更为一致，但他是一个顽固的野蛮人:反犹且残忍，他在与蓝领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犯下罪行，后者通过攻击军队和教会来贬低法国。

布努埃尔通过将约瑟夫与一名教堂助理配对来加强对他的批评，暗指许多法国神职人员(以及梵蒂冈本身)支持法西斯政党的方式。在瑟堡的示威现场，导演设计了一个笑话(约瑟夫高喊“Chiappe万岁”——暗指禁止布努埃尔1930年电影《黄金时代》的警察局长)。虽然它很有趣，但它的意图远不止是讲一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