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安徒生是哪国人(格林和安徒生是哪国人)

【导读】由于周作人的亲自倡导，安徒生逐渐被更多的人所知晓。大部分翻译如周作人所料都是白话文，可惜还不精通。为了避免读者对外国童话产生过多的隔阂，一些译者做了一些归化和转化。根据不同读者的实际需要，对部分译文进行了相应的删减和修改。

丹麦作家安徒生一生创作了160多部童话，从清末到民国逐渐传入中国，并激起了读者的持久热情。有些作品，比如《皇帝的新装》，灵感来源于很多机会，不断推广、翻译、模仿、编辑、探索、比较。时至今日，人们对此虽有所评论，但要么一代一代传下去，没有错误，要么含糊不清，语焉不详。仔细比较相关史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探究近年来文学观念的演变和学术氛围的转换与流转，还可以引导我们深入探究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心态。

第一个把安徒生介绍给中国人的是孙，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从1909年开始担任童话主编。第一集包括《海的公主》(海的女儿)、《小铅兵》(坚锡兵)等安徒生的作品。他还接二连三地发表评论，频繁描述自己的作品。比如《欧美著名小说札记》(1909年《东方杂志》第六年第一期)中说“丹麦人安徒生，公允地听到了，就写了童话。人皆诵之，至今未尝无用”，“恒以幽默之言，加强童言，使闻者不懈而少于道。它的移动速度是好的教育者望尘莫及的”；在《童话》(1913年第4卷第4号)中被誉为“丹麦伟大的作家，童话大师”。“他脑子里都是神仙鬼怪，能刻画得惟妙惟肖，所以是货真价实的天才”。后来在《作者与童话名作》(1913年第4卷第6号)中进一步指出，“安徒生的书，有时是花魔附体，有时是山魈”，“关在房间里，全神贯注于冥想，就成了神仙”。《皇帝的新装》虽然没有提到，而且有时也很牵强，但这些意见却成为后人评论的重要参考。

紧接着，周作人发表了《童话概论》(发表于1913年教育部月刊第一卷第八册)，特别强调:“写童话很难，不熟悉儿童心理的人不能尝试，对儿童心理没有自制力的人也不能好。今天欧洲的土人都是童话，唯独丹麦的安德森是最好的工人，就是他天性自然，他七十岁了，童心不改，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虽然我没有详细讲过，但是我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也许是受绍兴方言的影响，把“安德森”翻译成“安迪·尔然”难免会让后来的读者感到有些陌生。后来，他在《丹麦诗人安堆尔然传》(发表于1913年《一社丛书》第一期)中作了更详细的评论。他在列举作品时，特别提到皇帝的新衣:“你说皇帝有好衣服，有两个字，能织出漂亮的锦缎，天下无双，只有蠢。”皇帝厚积薄发，做衣服。两件式空机器织好了，使者抬头看了看，机器上什么也没有，却不敢说话，只报自己漂亮。皇帝视察视察的时候，也是默默撤退。而且胸花已经做好了，他们两个把皇帝做的一丝不挂，还要穿虚拟空的衣服。皇帝从所有的官员和警察中出现。观者在路中间，见皇帝裸体，不敢言。安儿跑到这里，深深地刺伤了那些倾向于与时俱进，偏向于世俗的人。”在鲁迅当时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我又收到二哥的一封信，上面有安敦冉两个字。”(《伦子日记》，1912年10月12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可以看出，周作人在努力翻译安徒生童话，并与哥哥有过交流。这里虽然只是一个概要，但对整个故事有个大概的了解，一些具体的译名，比如“魏翔”，也和他几年后正式出版的译名一致。鲁迅对此似乎很感兴趣，在以后的杂文中也提到了“安徒生童话里皇帝的新装”。

偏安徒生的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也关注相关评论。几年后，周寿娟将翻译的英文小说修改汇编成《欧美著名短篇小说集》(中华书局，1917年)，其中收录了安徒生的《破坟残迹》(周译《安格尔森》)。在正文之前，还有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记。传记的最后总结道:“他所有的人生著述都是由超自然的存在和寓言构成的，都有其寄托，都不是行为。有《丑小鸭》、《锡兵》、《皇帝的新衣》、《打火匣》，篇幅虽短，但意义深远。他们的素描很有趣。”“神怪”理论无疑是从孙那里继承来的，但《皇帝的新装》却被明确地视为安徒生的杰作，称赞其具有深远而有趣的特色。《丛书》的出版，很快引起了早年编过《域外小说集》的周氏兄弟的注意，于是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教育公报》第四年第15期，1917年11月30日，原文未署名；之后将定名为《欧美著名短篇小说系列评论》，收入《鲁迅全集·外国故事集补编》)。特别是会表彰“每篇文章都是名家所写，配以小画像和简史，真挚诚恳，不仅旨在取悦老百姓的耳目，也使之成为近期翻译的一盏明灯”这本书。我也同意对安徒生的评论。——顺带一提，周作人在《鲁迅故里》(上海出版公司，1953年)中回忆说，鲁迅看了丛书后，“很高兴，特地拟了一个很好的评语”(见本书第四部《书店旧事》第十二条《办公室事务》)；在《鲁迅的青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中，说鲁迅“把书带回会馆，和我们一起拟了一个赞评”(见《鲁迅与晚清文坛》一书)。《鲁迅全集》编辑的时候是按照前一篇文章归到鲁迅名下的，后一篇文章根本没提。恐怕有些不合适。

系列欧美著名短篇小说自出版以来一直广受欢迎，安徒生的大力宣传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好奇。没过多久，陈家林和陈大卫合作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十之九》(中华书局，1918年)应运而生。在入选的六个译本中，《国王的新衣》是这个童话的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两位译者与中国有过多次合作，所以出版社在宣传上不遗余力，出版了本局各类小说提要(《解蜜小说集》附录，中华书局，1919年)。从标题来看，《摘要》应该是中华书局起草的，现在很多人误以为是施婕写的。除了概述书的内容，还提醒读者“最奇怪的两本书”是《牧童》和《国王的奇装异服》。国王对衣服好奇，两个织工献上看不见的衣服，智者魏维忠看到了。

中国人怕不忠，怕不智，都是云里见衣。于是国王穿着隐形衣裸泳于国中”，郑重推荐。而强调其立意的新颖，大概就道出了译者的选择标准。

然而，《十之八九》并没有让所有读者满意。“对于外国学者来说，他们的作品被翻译到中国是非常不幸的。第一个不幸的是丹麦诗人‘英国的安德森’”，周作人在《随感录》(24)《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3期；它被改为“安德森的十个中的九个”，这本书被收录在明凯书店1927年版的《谈龙集》中。原因是这本书的作者名叫“英国的安德森”(周误写成“安德森”)。我觉得译者是根据英文版翻译的，但我没有仔细研究就想当然地认为作者是英国人。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误解。上面提到的“本局出版的各种小说摘要”也写着“原作者英国的安德森”；赵还调侃了一家剧院的广告，称安徒生为“德国作家”。“陈家林的《十之八九》曾经要求他老人家成为英国公民，现在百星剧场又逼着他成为德国公民。英国和德国是世仇。不知道安徒生在泉下是什么感受，恐怕做人都难。”(《安徒生的玻璃鞋》，1929年《文学周刊》第七卷)，可见当时对安徒生的认识还是有很多差距的。如此敷衍和草率，在自以为是中国安全党的周作人眼里，实在不能忍。经过仔细对比，他还批评了译笔，比如措辞过于古旧，“把小孩子的话改成八大家的古文”；内容上也有一些错误。“有很多原著被删改，不胜枚举”。回顾原著，并不是苛求完美，一味指责的苛刻理论。比如书名就要取自《庄子》中的“寓言十九”。虽然古雅独特，但与原著无关，对普通读者来说有点太难了。至于虚构到墙上的内容，更是层出不穷。比如《国王的新衣》说国王“另派大臣，为国杀子，不算不忠；下海算沙是不明智的”。《左传》是“杀子为国”的经典，《下海算沙》出自《景德邓川录》，都是译者添油加醋的。这和周作人指责的另一个例子——“克劳特骗的牛是河州的西牛”——“这不就是和作者开个玩笑吗？”

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对每个译本都一一进行了批评，却只字不提《国王的新装》。这大概是因为他当时正在修订《外国小说集》(上海群益书店，1921年)，书中还收录了丹麦的安迪·埃然写的《皇帝的新装》。相比《十之九》，虽然不是空创作的，但还是可以用文言文翻译的，用词用句难免会更通融。例如，皇帝带领他的官员巡逻时，“朝臣们四处张望了很久，但什么也没看见。他们都称赞说:‘锦缎真漂亮！’请把帝制当衣服，有了军衔，就可以送出去了。大家都乐了，说金妹从不消停。于是皇帝授予骑士勋章，挂满了所有的衣服和纽扣，并提拔他为织造大臣，绰号为织造科学家。不仅织造大臣和织造学家模仿古代官员的姓名，而且“大褂”、“衣服”、“锡号”等词语也略有不用。周作人对此心知肚明。在《外国小说序言》中，他直言不讳。“我认为这本书的翻译版本不仅生硬，而且极其糟糕，真的不值得再版。”他承认“其中许多值得翻译。可惜，我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当然不方便“五十步笑百步”去嘲讽别人。更新的外国小说集附有作者简介。轮到安徒生时，他说:“年纪大了，童心未泯的安敦儿，常识不足，富于思考。他的童话，就是用孩子的眼睛，观察普通人，用诗人的笔写出来的，很美，近乎神。简单的文字，比如儿童的语言，和情感的思想，欢乐和悲伤都可以是感人的，写关于上帝的事情也可以很精彩。”他对自己的思维和写作技巧赞不绝口。虽然没有特别提到，但由于只选译了《皇帝的新装》，显然这篇文章最能显示作者的才华。然后他评论说:“如果你转向汉语，你会失去它纯白的简单，所以你不可能像一百零一岁一样。如果有翻译，那就是一流的搜索，任重而道远。“一方面，我希望以后的译者能如实传达原著的魅力，另一方面，我将矛头指向孙，认为‘超自然生物’之类的论断是违背事实的。此后，一些译者对此进行了反驳。诚如陈所言，安徒生的童话“想象力极其丰富，却又极富人情味”，“不仅仅是虚构的，也不完全是超自然的”(《丑小鸭译者序》，骆驼书店，1948)。可见，随着翻译和介绍的深入，最初对皮肤侧面的印象会逐渐得到纠正。

张幼松译《安徒生童话的来源与体系:他自己的记录》(左)，冷亮译《皇帝的新衣》(右)。

由于周作人的倡导，安徒生逐渐被更多的人所知晓。顾在翻译《水莲花》(明凯书店，1932年)时说:“自从周作人先生在《新青年》上介绍了他的作品，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他的童话故事陆续被翻译到各种报刊杂志上。”还包括很多《皇帝的新装》的翻译。有些译者直接受到周作人的启发和指导。如赵先后翻译了《国王的新衣》(1920年《青年杂志》第10卷第12号)等作品，并编成《安徒生童话》(新文化出版社，1924年)。在简短的序言中，他表达了自己的谢意:“我们的长子周作人先生对我的安徒生童话表示感谢。他非常期待这本书的出版，还为我策划了应该选出来翻译的文章标题。”有的译者参考周作人的译法，如范仲淹译《皇帝的新衣》(刊于《中国英语周刊》1922年第八卷第188、189号)，将作弊者译为“高伟”，沿用了周的译法。与此同时，相关评论的不断推出，也会促使人们逐渐将目光聚焦在皇帝的新装上。张友松翻译的丹麦评论家博耶森的《安徒生评论》(发表于1925年《小说月刊》第16卷第8期)评论说:“在我看来，所有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皇帝的新装》。其意图之新颖，指控之普遍，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无法忘记。世人对社会上普通人意见的尊重，以及所谓严厉克制的“做法”——这些东西都被嘲讽过，从来没有像这一条这么准确幽默。”其构思的新颖深刻和内容的幽默备受推崇，必定会让很多译者跃跃欲试。当然，由于不同译者的水平不同，翻译理念不同，来源不同，译文质量难免参差不齐。

赵翻译了《安徒生童话艺术》和《皇帝的新装》。

大部分翻译如周作人所料都是白话文，可惜还不精通。荆译《国王的新衣》(1925年《人民文艺周刊》第11期)，谈到作弊者装腔作势的一幕，“他们竖起了两台织布机，做了一个人工的描述，好像在那里劳动，但织布机上什么也没有。虽然他们对要求很热情，索要漂亮的丝绸和最好的金子，但他们都把这些东西装进口袋里空在织布机上徒劳无功地工作，一直工作到深夜”；梁翻译的《皇帝的新衣》(第一卷第五号，，1933年)中提到，国王准备查明。“他知道虽然有障碍，但是当他想起一个愚蠢的人或者无能的人的时候，他就看不到这种制造的情况了。他想，当然，我自己不冒险。我告诉另一个人传达编织者和他们工作的基本消息，然后再为这件事困扰自己。”虽然不算太混乱，但总觉得生硬别扭，让人想起鲁迅翻译儿童文学时的感觉:“凡是学外语的，很快就会选择读童话，我觉得没有错。然而，当他开始翻译童话时，这是非常困难的。(小彼得翻译序，收录于三部休闲文集)很明显，相比纯粹的创作，受原文制约的翻译更容易顾此失彼。

范仲淹翻译的《皇帝的新装》

为了避免读者对外国童话产生过多的隔阂，一些译者做了一些归化和转化。吕布翻译的《皇帝的新衣》(1924年《兴化》第21卷第26期)说，第一大臣奉命探察，“老宰相的眼睛透过眼镜闪闪发光，说:‘漂亮！非常可爱！这个图案颜色很棒！“我必须告诉皇帝，我对这块漂亮的锦缎很满意！”绑匪说，‘我们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同样，甘棠翻译《皇帝的新衣》(甘棠译，安徒生童话，商务印书馆，1934年)，把大臣翻译为“老宰相”。不用说，只有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才会采用“总理”、“首相”、“绑匪”等翻译方法。费成翻译的《皇帝的新衣》(载于《儿童世界》1927年第19卷第19期)讲述了皇帝的巡游。”最后一个孩子用尖利的声音喊道，“真好玩！皇帝戴着金冠，穿着粉红色的靴子，但只有一件衬衫，没有龙袍！“我不厌其烦地排练了原著中简洁明快的句子‘他什么也没穿’，并连续使用了‘金冠’、‘粉靴’、‘龙袍’等当地读者熟悉的服装名称。虽然离原文很远，但阅读时的亲切感肯定会油然而生。

根据不同读者的实际需要，对部分译文进行了相应的删减和修改。范仲淹简化了很多内容，比如开头的翻译:“从前有一个皇帝，性很好，穿着新衣。他每天只呆在更衣室里。他看了看汉服，衣服从一件换到另一件，以什么对他最好为他的关心。”只是个素描。这是因为他采取的是英汉对照的形式，意在指导初学者学习英语。原著的英文翻译已经简化，附上的中文翻译只能跟风。赵在原译文中删节了结局，说大家都喊“大王没有新衣！”就戛然而止了，可能是因为本来就是给妹妹讲的睡前故事吧。“说到后来，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睡着了，也许易已经睡着了”(《赵安徒生童话短序》)。几年后，他修改了译本(赵译《皇帝的新装》，书店，1931年)以补原结局。樊泉翻译的《皇帝的新装》(收录在樊泉编的《安徒生童话》中，永祥出版社，1948年)也做了大量压缩，以方便年轻读者课后阅读更多名著。比如安徒生在介绍皇帝的喜好时，有一段夸张戏谑的描述:“他每天每小时都要换一套衣服。就像人们提到皇帝时会情不自禁地说‘他在会议室’，人们总是说:‘皇帝在更衣室。’”(根据叶君健译《安徒生童话及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被删减。虽然剧情变得更加紧凑，但也少了很多荡气回肠、妙趣横生的精神。

安徒生的作品以清晰流畅著称。但通过对各种译本的仔细比较，还是可以发现理解上偶尔的异同。例如，当一个孩子说出真相时，景林友将其翻译为“哦，上帝，等待宽恕的声音。”这位父亲说”；听听天真的建议吧！他的父亲恳求道”；他父亲说:‘哦，听听这个孩子的话’；叶君健翻译了“‘上帝，听听这个天真的声音！“爸爸说”。即使是同一个译者，前后也会有变化。比如赵先翻译“他爸骂他，‘我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改成了‘父亲说，‘这孩子好不懂事！’“面对孩子的童心，这位父亲无论是被吓到，还是严厉训斥，还是鼓励，几乎让读者无所适从。在早期，所有学校都根据英语和日语版本进行翻译，只有在叶君健，他们根据丹麦语进行翻译，丹麦语被认为是最准确和可靠的。然而，这里的表达具有内在的隐含性，不同的译者要么受到原文的影响，要么根据个人经验仔细寻找隐含，从而产生差异，这是翻译中常见的现象。

作者:杨聪(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