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气候会议(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

10月27日，西班牙《大众》日报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从京都到巴黎:最近25次峰会应对气候危机的巨大成功与失败》的文章，作者是亚历杭德罗·特纳。全文摘编如下:

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一次气候会议是一次开创性的多边会议。会议通过了柏林委托书，大国意识到了本国化石燃料对全球变暖的重要影响。通过这种会面、谈判和制定协议的方式，与会各方开始了必要的谈判，以确定减少碳排放的具体期限和具有约束力的目标。两年后，在日本京都举行的峰会(COP3)上，诞生了《京都议定书》，这是一份历史性的文件。根据这份文件，工业化国家做出了减少碳足迹的强制性承诺，承认富裕国家对气候危机负有最大责任。

经常以国际观察员身份出席联合国气候大会的绿色和平组织活动家塔蒂亚娜·努恩霍(Tatiana Nunho)认为，最近的历史表明，各国缓解气候危机的政治立场取得了“显著进展”。“柏林是一个里程碑，”她说。“然后是京都，然后事情开始朝着建立一个真正的机制来敦促各国减排的方向快速发展。”从京都到2009年，谈判在媒体关注很少的情况下取得了进展，进展速度与科学命题一致。然而，当年哥本哈根峰会(COP15)的惨败成为一个转折点。

2009年《京都议定书》已经过时，减排雄心有待提高。到本世纪中叶要减少50%的二氧化碳排放，至少这是2009年12月政府代表团去丹麦首都时的目标。从一开始，一切似乎都出错了。例如，举行峰会的物理空房间太小，无法容纳所有与会者。

时任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主席的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Rompuy)在2010年将哥本哈根峰会形容为一场“灾难”，并警告称，谈判停滞将意味着联合国缔约方大会的终结。事实上，欧洲在哥本哈根第一次被孤立了。以前各国都要实现减排目标，但2009年指导精神永久改变，所有承诺的兑现都取决于政府的意志。哥本哈根会议后，各国热情骤降，媒体和政界对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关注度降低。

直到六年后的2015年，消极的动态和谈判的停滞才得到改变。各方达成新协议，按照科学要求推进减排承诺。事实上，在这次外交会议上，科学研究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各国政府委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编写更新报告，以便能够规划路线图，将地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

就这样，《巴黎协定》诞生了，文件得到了近200个国家的认可，产生了共识，但仍有部分内容需要完善。自巴黎峰会以来，IPCC在峰会全体会议中的作用大大加强。

然而,《巴黎协定》是从哥本哈根的伤口中诞生的。条约与科学的一致性与其非约束性形成鲜明对比。具体行动取决于执政政府的意愿，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制裁制度。唯一的限制是承诺将气温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但可以说，总体而言，这仍然是一种倒退。

巴黎协定要求各国政府定期提交“承诺+审查”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并向联合国报告其减排计划。根据目前的数据，按照各国提出的脱碳计划，21世纪末全球气温将上升2.7摄氏度，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30%。各国的意愿不足以缓解气候危机。

这是外交使团在最近的会议上试图克服的障碍，这些会议试图赋予《巴黎协定》以法律内容。在格拉斯哥，政治代表将有一个新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作用。

来源:参考消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