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吗(托马斯阿奎那是一名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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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阿奎那是哪国人(托马斯阿奎那的代表作)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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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讲逻辑的人,你跟他说现实,他给你扯历史;你和他论是非,他却要和稀泥;你与他讲道理,他让你选边站。

最近关于“希腊历史是假的”、“西方文明都起源于中国”的声音突然多了起来。

例如,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杜刚健指出,古希腊和古罗马民族都是从中国移民到西方的,从他们的祖籍推断,他们都属于湘西地区。不仅英国人的祖先生活在湖南应县,英语也起源于古代汉语。

他的“逻辑”推论如下:根据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西方文化是移民文化,而且是来自东方的移民文化。在当时的西方认知体系中,印度是最东的地方。但中国在印度的东方,所以断定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

这种声音虽然不合逻辑,纯属臆想,但还是有不少支持者的,不过反驳起来也不难。

一般来说,反驳一个论点有三种方式:结论、论点和推理过程。其中,最彻底的方式就是直接反驳结论。如果有人说“人都是直立行走的”,想反驳,你不必对论点和论证过程吹毛求疵,举个反例就行了。

要反驳“希腊历史是伪造的”和“西方文明都起源于中国”,是一样的。直接诉诸考古证据,反驳结论就够了。

这个明显的错误是一个刻意的结果,即从情绪中得出结论,然后组织各种各样的“证据”——比如在文献中找到几个“欧洲在历史上是野蛮的”之类的词语。

需要深思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如何让自己的情绪压制理性,情绪混淆逻辑的?这并非孤例。细究起来,和中国社会的道德绑架、欺诈横行、谣言横行,本质上是一回事。

中国逻辑有一句话一直挺流行,“中国人没有逻辑”。擅长逻辑的西方人都这么说过,从列维-布鲁尔,到黑格尔,甚至爱因斯坦。可以说,逻辑在中国是没有机会的。

对此,中国人经常自我反省,易中天有一个普遍的总结。“中国式逻辑”,不讲逻辑,总结为三点: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对错;求亲密,不求理智。

这三点戳中了很多人的神经。想想看,这不就是社会上各种版本的胡搅蛮缠,全心全意的理论,道德绑架的症结所在吗?

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在最近的电视剧《一切都好》中,陈瑶饰演的三女儿苏明玉被塑造成了一个遭受家庭绑架的典型。她一次又一次试图逃离原生家庭,却一次又一次被囚禁。最极端的一次,苏明玉被自己的二哥打得骨折,躺在医院里不能动弹。

伤势尚未痊愈,周围的人都劝她放弃对二哥的起诉。爸爸、大哥、二嫂、老板、同事的劝说模式几乎一样:他错了,但毕竟是你的家人,有什么不能商量的?

没有人考虑到家庭优先处理对受害者本人的二次伤害,“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逻辑不存在。

电视剧的例子看似不同寻常,但其内在的“逻辑”却变成了各种熟悉的表象,在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在上演。靠着亲戚朋友推销保健品和保险,护着熊海子做父母,不分对错“各打50板”,背后的原因是“你我关系密切,我是为你好,你要听我的”;或者“因为你是我的家人,所以我可以不顾事实的纵容你的错误”。

逻辑可以让位于情感、道德和传统。特色的“中国逻辑”延伸到大众空并成长为仇富、迷信、极端民族主义等多种形式。

“你这么有钱,多捐点给别人算什么?”

“老祖宗说的肯定没错。既然流传了几千年,就一定有道理。”

“如果你否定我的观点,你就是在否定我。”

“日本人曾经欺负过中国,他们会砸日本车。你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用日本的东西?”

2018年底苏州马拉松,跑者在冲刺过程中突然“扔”出上交的旗子,不得不遭到质疑和讨伐:“你居然扔旗子?成绩比国旗重要吗?”

很难真正区分这些老茧般的说法是无意的,不合理的,还是有意的,真的不好。由于个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交织,造成了一种总是无视逻辑,诉诸道德、情感和传统的文化环境。

在这种环境下,你告诉他现实,他告诉你历史;你和他争论对错,他却想和稀泥;你和他讲道理,他让你选择立场。

这不就是希腊伪历史理论中“他们可以质疑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质疑他们”的思维方式吗?

所以“中国人没有逻辑”的刻板印象才会盛行。

真的是这样吗?

毫无疑问,整个逻辑大厦从古希腊开始就是西方文明建造的。“逻辑”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从来没有逻辑。在奠基阶段,中国夯了自己的沙。

名辩与逻辑当我们说一个人或一种文化“不合逻辑”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逻辑几乎等于理性思维的能力。而一个完美的逻辑应该是通过正确的前提和正确的推导方式达到正确的理解。

这种关于逻辑的认知是亚里士多德留给我们的。这位被称为逻辑之父的哲学家,把逻辑理解为证明的科学,是根据充分的理由辨别真假的科学。

亚里士多德不是突然死去的天才,但他也是古希腊文化养育出来的继承人。

从今天的角度看,古希腊文化闪耀着民主的光芒。为后人所熟知的古典民主,不仅在制度理论上启迪后人,在培育鼓励辩论的文化环境上也有更深层次的贡献。在古希腊这个把政治视为“演讲的艺术”的文明里,充分的辩论是所谓民主设计最重要的内容。

发达的论证也催生了发达的逻辑。很好理解。除了刻意的诡辩,辩论队的人说话都是最有条理的。

有趣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部逻辑著作叫做《论证》。《论证》等六部逻辑学著作首次建立了一套“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思维基本规律”的逻辑框架,奠定了西方十几个世纪的逻辑思维模式,其中以三段论为核心的逻辑理论至今仍有影响。逻辑作为一种思维工具,从此与自然科学和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

类似的情节在中国也发生过,时间和希腊差不多,都是所谓的“轴心时代”。

东周末年,旧制度崩溃,权威未立,百家争鸣,儒墨道竞相博弈。徘徊在各国之间的各种派别正在结成联盟,宣传他们自己的理论。在争鸣的氛围中,语言逻辑得到极大的激发和发展,初步形成了一套以“名、辞、说、辩”为主要内容的逻辑体系。用当时的话说,这叫“名辩”,其中以墨家最为突出。

“莫箐”说,“丈夫因为出生而辞职是愚蠢的,但他不知道自己出生在哪里。”即判断是基于理性,而不是基于地下判断,这是错误的。

我们不必以名辩的概念和讨论来强加西方的逻辑,但它们在很多表述上确实有相似之处。

前面提到的“原因”分为大原因和小原因。小道理是“有必然,无必然”,相当于一个必要条件,大道理是“有必然,无必然”,相当于一个充要条件。著名的“没有歧义,没有两个都不能是”类似于逻辑学中的矛盾律和排中律。

可以说,在先秦中华文明大爆炸的关键时期,由于公辩空的存在,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和逻辑能力并没有缺席。

后来随着秦制度的建立,平等的政治辩论被中央集权制度下的最后一出戏所取代。逻辑作为一种体系和学科,失去了培育的土壤,最终消亡了。

然后到了汉代,去除了百家争鸣,尊孔独尊之后,法家思想内化于王朝治理体系,墨家衰落。被定为雕像的儒学,被董仲舒神秘化了。“天人感应”的证明不需要逻辑参与。它轻易地以非逻辑的隐喻方式解决了超验主义与人类的关系,这显然是牵强附会的,以至于列维-布鲁尔暗示“天人互动”纯粹是“原始思维”。

中国逻辑史到这里就被打断了。然而,在西方,情况就不同了。逻辑没有死,上帝诞生了,希伯来人打败了希腊。

向左,向右。强大的罗马帝国解体前,基督教传入,从此,上帝以华丽的服装出现。今天的西方文明追溯自己的精神源头,希腊和希腊传统总是交织在一起。

本来希伯来传统重信仰,希腊传统重理性,看似矛盾的两极。然而,在中世纪,神学和哲学的结合产生了经院哲学的孩子。

随着经院哲学的诞生,原本与哲学关系密切的逻辑学被吸收到神学体系中,不仅成为论证上帝存在的工具,而且进一步深化了神学的内容。学院派哲学家认为,信仰先于理性,照耀理性。没有信仰,就没有理由。人的理性可以也应该作为提高对信仰理解的工具。因此,在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上,理性为信仰服务,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理性的方法是逻辑。当时,逻辑学作为神学院的三大基础课程之一,基本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

第一个证明上帝存在的经院哲学家安瑟伦曾宣誓“我不理解就不能相信,但理解就要相信”,并采用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来完成证明。他的论点很简单:

大前提:所有最完美的理念都必须包含存在;

小前提:上帝是最完美的理念;

结论:上帝一定存在。

现在看来,这种证明只依赖于概念的分析而非经验事实的证明,难以令人信服。但是这样的话,就不行了。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也提出了证明上帝存在的五种方式,这毕竟是一种思维的游戏。理性,或者说逻辑,只是这个游戏中的一个棋子。

就这样,在西方世界,理性一度走进了死胡同。直到文艺复兴乃至启蒙运动,理性和逻辑才从宗教中分离出来,获得了独立的领地。在莱布尼茨、弗雷格等数学家的参与下,他们以数理逻辑的面貌重新出现,才成功地重新进入世俗的学术生活,做出巨大的贡献。

现代逻辑虽已脱胎换骨,但亚里士多德奠定的有效论证和严密推理的基本精神从未改变。

反观中国,学术界始终没有脱离神秘主义。即使理性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政治实践,但逻辑从未出现在学术和语言领域。相反,中国的哲学话语中充斥着“韩用”、“体贴”、“认同”等通俗易懂的词汇。领悟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与天地和谐”、“万物为我所备”、“万物皆同”的境界。这种境界微妙莫测,难以形容。

到了宋明理学,这种倾向更加强烈。

宋儒通过想象和类比,引入理、自然、气、太极等概念,以构建一个形而上的体系。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和推论类似于安瑟尔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完全空一个思维游戏中的城堡。

朱说,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原因,原因产生事物,它也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中。人的思想和行为必须遵守理性,都有成圣的可能。

看起来有点玄乎,但是可以通过把事情公之于众来实现,但是也有问题。王阳明盯着竹子看了七天,就是为了让事情为人所知,最后还是失望了。

所以看似可操作,但与逻辑无关。只是一套修身养性的方法。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还是要治国平天下。

之后的理学更加玄学,强调“心即理”。是我,我是宇宙,我把心灵的世界当作理性的世界,道德的基础。成圣靠顿悟,顿悟更难琢磨。

于是,中国文化一方面在哲学层面注重体验和领悟,在生活层面走向不利于逻辑和科学的伦理实践。

这样,中国和西方在逻辑道路上就完全分裂了。

作者|南国之窗记者董可欣dkx@nfcmag.com

编辑| lsw@nfcmag.com李少伟

排版|李娜,信手兼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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