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仪一条龙(殡仪一条龙 流程)

来源:新京报在天津坐公交车的时候,如果你告诉司机去6号出口,你会被上下打量。天津市武清区六道口村是天津市最大的行政村,有7000多村民,是全国著名的殡葬用品产地

来源:新京报

殡仪一条龙(殡仪一条龙 流程)插图

在天津坐公交车的时候,如果你告诉司机去6号出口,你会被上下打量。天津市武清区六道口村是天津市最大的行政村,有7000多村民,是全国著名的殡葬用品产地,也是中国北方殡葬用品的批发源头。当地宣传称自己为“寿衣之都”。这里生产的殡葬用品批发不仅覆盖中国北方市场,还出口到南方很多地方。

在年轻的村民眼里,六道口今天的规模,始于改革开放初期老一辈人的辛勤劳作,“像老鼠窝一样”的作坊一点一点变大。如今,六道口有很多继承父业的村民,称自己是“穿死人衣服长大”的一代。

六嘴出名了,国人的丧葬观念也随着腰包鼓了起来而改变。在移风易俗成为社会潮流的今天,外界却一直质疑殡葬行业的暴利。六道口很多商户认为,殡葬用品的暴利往往是买卖双方造成的。虽然人们对殡葬用品行业的利润有很多偏见,但在当地人看来,薄利多销仍然是当地最稳定的营销模式。当地一位商户说,“我们这么多年一直靠这个,毕竟这是生产和销售的源头。”“产业的集聚决定了不能盲目报价。”

寿衣代工起家的六张嘴。

进入六道口村,村里的主干道是金永路,从村东头的村碑一直通到村西头的小区。全程1.8公里,数百家殡葬店集中在道路两旁。与北方其他普通村庄不同,村里来往的车辆大多是外省市的车牌。近到北京、河北、山东、山西,远到浙江、四川,穿梭不息。

31岁的刘佳(化名)站在商店里,打电话询问发往包头的货物,告诉工人继续搬运货物。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凯迪拉克停在门口,一个戴金项链的人下来,拿走了五块裹尸布碎片。这是刘佳的老公,从总公司拿货,在分公司卖。如今,刘佳父母创办的寿衣厂每天能发货5000件,不仅覆盖北方市场,还覆盖南方很多地方。

在刘家六道口,属于典型的父商。在她小时候的记忆里,家里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裹尸布材料。她家请的工人,一起吃喝,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她父母老两口起早贪黑,背着麻袋,坐火车到处送货。

“寿衣之都”的历史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六道口村十五生产队的一个业务员在办企业的时候,听说给天津瑞福祥做寿衣加工可以赚钱。消息一出,村里一群村民开始了寿衣加工。

1978年是中国变革的一年。当时的六道口村,虽然生产队还没有解散,但是依靠之前的一些积累,办起了“利民寿衣厂”和“戏班服装厂”两个工厂,这也为六道口后来的寿衣业奠定了基础。

1985年,25岁的刘德恩(化名)务农后开始在村里寿衣加工厂做铸造工。加工一套寿衣一个月能赚几毛钱十几块钱,对当时的自己来说已经是很高的收入了。

1987年,刘德恩的儿子出生了,他决定自己创业。用从亲戚那里借的200多元,凑了300元作为“启动资金”。他没有像村里其他人一样做寿衣加工,而是选择供应寿衣原料。

虽然做的是原料生意,但刘德恩也希望能像村民一样,在外地买卖寿衣。所以我试着出去买卖。露宿在风中,那种艰苦让他刻骨铭心。“累了就直接打开裹尸布,睡在地上。旁边的人看起来很害怕。”

哪里有葬礼,哪里就有六个人买卖。有一次,刘德恩想去更远的地方。历尽千辛万苦,到了河南嵩县,自己取了样品,去了县百货大楼。我以为我能有所收获。结果我发现当地人要么自己做寿衣,要么有稳定的渠道。我一打听,货源是六口,村里已经有人抢先了。

辗转反侧,去了很多地方,生意都没能发展起来。偶尔有几个小市场,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就慢慢放弃出去了。踏踏实实回到你的原材料生意上来。

第一代企业家的奋斗,成就了柳口口后来的地位。从1991年开始,乡镇企业爆发式发展,六道口村的寿衣生意越做越大。在几位村支书的回忆中,六道口在上世纪90年代一度达到“垄断全国货源”的程度,从此名声大噪。堪称寿衣之都,甚至“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六个寿衣口”。

刘德恩也顺应了这一潮流。1993年,他在村里的十字路口租了一个门面,这也是他的生意步入正轨的一个起点。到20世纪90年代末,村里400多户人家都靠寿衣业为生。如今,他的商店已经成为村里最古老的商店之一。

老式寿衣卖不了低价。

殡葬用品门槛低,缺乏行业规范。90年代后,村民们发现,在一些布源上,有人开始做寿衣加工业,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对正在萌芽的六道口人提出了挑战。

六道口村原党支部书记刘猛2007年在六道口村做了一份殡葬用品行业的市场调查报告。其中,全村有寿衣个体工商户400余户,从业人员2000余人,产业收入5000余万元。

2006年,刘猛当选为六道口村党支部书记。他认为,要让六道口的品牌更响亮,就要“热身”。经过两年的筹备,刘猛带领村里16家大型商户成立了六道口殡葬用品协会,注册了六道口殡葬用品有限公司,并获得了天津市武清区唯一的殡葬用品许可证。

除了“抱团取暖”,刘猛的“调查报告”还写道,六道口的寿衣销售缺乏品种和花样,“20年来一直如此,缺乏技术创新”。但随着用户对产品要求的提高,在当地出现了即使降价也卖不出去的尴尬局面。

作为年轻一代,刘佳认为现代时尚的出现是推动寿衣行业创新的一个动力,而她家之所以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主要得益于他们不断的创新和新产品。

在刘佳的店里,数百平方米的店铺一尘不染,一排排衣架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寿衣,包括传统的中式棉袄和大量的现代服装。三楼的店面配有电梯,方便装卸货物。如果不是门口的牌子,你可能会以为是时装店。

“同样的衣服,动一下领子,或者多弄几个颜色,马上就不一样了”。在刘家店,一件普通的三件套风衣有20多种颜色。“南方人喜欢穿西装。有9件套和7件套。他们不仅需要外套,还需要里面的罩衫。北方客户更倾向于‘几大件’。”刘佳认为,只有不断推出新产品,才能持续吸引老客户,更多的订单才能促进寿衣厂的规模化和品牌化。

与刘家夫人不同的是,村里虽然有很多老店,但很多店铺因为缺乏创新,规模一直不大,摆脱不了家庭作坊的束缚。

2008年,作为六道口殡葬用品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刘猛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全国殡葬用品博览会。刘猛意识到,六道口村仅仅局限于寿衣生产,很难跟上时代的潮流。尽快完善殡葬行业一站式服务是大势所趋。

当刘猛回到村里,他开始准备建立一个殡葬用品工业园区。在他的设想中,园区应该是前店后厂,一站式殡葬用品,研发区。只有保证产品的不断更新,行业才能更好的发展。

在现任村支书鲁治法眼里,刘猛殡葬用品产业园是个好主意,这也是鲁直找到他想推动的重点项目。他建了一个公园,完善了公园里的殡葬业,壮大了六道口村的寿衣品牌。

最顶级的骨灰盒也就两三千元。

清明节前夕,记者走访了北京八宝山附近的几家殡葬用品店。以骨灰盒为例,价格从几千到几万不等。两个紫檀骨灰盒元,黑酸枝骨灰盒元,最后店主说出售底价2800元和4800元。当记者以这样的价格询问几个有六张嘴的商家时,他们都表示很无奈。

2012年清明节,央视《焦点访谈》报道了六道口村与北京的终端销售存在巨大差价,直指殡葬用品销售暴利。

报道称,六道口村一个鸡翅木骨灰盒的批发价在450元左右,而在北京一家医院门前的寿衣店,一个类似款式的鸡翅木骨灰盒高达元。此后,类似的新闻报道层出不穷,让6个人中的一些人在外出办事时感到有些不安。“每次谈生意,对方都觉得你是在骗钱。”

刘德恩回忆,有一次,一个亲戚家有人去世,找到一家店铺,希望推荐一个骨灰盒。刘德恩精心挑选了一款后报价500元的。这个提议让亲戚们犹豫了。刘德恩很奇怪,这么便宜还嫌贵?终于,亲戚开口了。“还有更好的吗?”刘德恩有点生气。“我只是为了我的亲戚才报了这么低的价格。他以为我推荐的是次品。”

42岁的莱文(化名)已经从业15年。他认为,殡葬用品价格虚高往往是买卖双方造成的。

莱文经常遇到这样的顾客。在推荐了店里最高档的骨灰盒后,顾客仍然认为档次低。在莱文看来,这类客户往往是根据价格来判断产品档次的。这种判断方式无可厚非。抛开客户自身的消费能力和攀比心理,莱文认为殡葬产品有其特殊性。殡葬产品的价格和档次寄托了顾客对逝者的感情,他们在购买时往往比购买其他商品更为慷慨。

以骨灰盒为例,决定其档次的只是材质和雕工。在六道口的老板口中,如果不考虑个别高端品牌,顶级骨灰盒也就2000到3000元。一般“不差钱”的客户在外地购买的万元以上的产品,基本都是这个档次。

比如一个商家说,我们可能把一个成本5000元的骨灰盒卖到6000元,但这样的商家长期拿不到一个。站在商家的角度,我更喜欢薄利多销才能稳定。

但是终端的价格并不影响六道口的批发价。“多少钱,还是多少钱?”莱文说。“不排除有些商家会利用顾客的这种心理,忽悠顾客多花钱。其实他卖的产品成本最高。”

在批发价上,村里的商家不可能相差太多,因为外地经销商可能会上门问价,觉得合适就下单。“村里那么多商家,这家贵可以去另一家,这就决定了不能盲目报价。”

“有钱人不能误导他们花更多的钱”

在天津,提供一站式殡葬服务的老板叫“廖”,莱文是一年能做300单的“廖”。

到现在,莱文的一些家人还会要求“大显身手”。老人(尸体)会被16、32个人抬着,然后跟着乐队,一路打着打着。他们会在早上走三两里路,晚上举行盛大的宴会。有些家人甚至会要求杂耍表演。

莱文说,虽然葬礼很多,但如果家属要求太多,作为一个“大”人,他也会劝够了。“‘厚养薄葬’,生前善待老人,尽孝道,死后丧事从简。大干一场就是为了摆脱它。”

10多年前,莱文接到了一份“大”工作。客户是一个中年人,他的母亲去世了。不像一般的客户需要设置灵堂、进行仪式等复杂的程序,受害人只通知他们拉纸花、纸马到固定的地方焚烧,然后预约灵车送到殡仪馆火化。葬礼前一天晚上,莱文到了受害者家,发现男主人还在家里看电视,男主人的妻子还在外面正常跑步。“就像日常生活一样,一点也不像家里的葬礼。”

事后,莱文好奇地问他的亲戚,葬礼是不是太简单了。亲戚透露,男主并非不孝。老人去世前得了癌症,需要打止痛针,只有北京才有。一针7000元。老人被宣告死亡后,光打针就花了17万。男主只是工薪阶层,但还是坚持叫老人。莱文说,他做了这么多年的“白事”,每次想起这件事,还是很感动。

相反,莱文也遇到过因为各种原因在葬礼上出丑的家庭,虽然葬礼办得很体面。在一次葬礼上,因为财产问题,儿子和女儿女婿打了起来。莱文还记得,姐姐当着所有亲戚朋友的面大声问哥哥:“你又没养过老人,凭什么要分财产?”

随着社会的进步,传统的丧葬程序逐渐简化。但是殡葬用品的种类越来越花哨。过去的纸牛纸马,变成了今天的纸糊家电,纸糊别墅,纸糊豪车等等。

虽然赚了这笔钱,但莱文还是觉得烧纸和拍摄是个坏习惯。“移风易俗其实有利于殡葬行业的发展。葬礼仪式简化了,我们的服务内容也可以提高,质量也会水涨船高。同样的时间,会接到更多的订单,更有利于赚钱。”莱文说。

“人有钱,不那么在乎花钱”,这是好的一面;消费力上去了,一些商家误导消费者多做项目,多花钱,这是不好的一面。“做红白事的人是在做好事。干我们这行的,不能给客户灌输错误的观念。”(记者卢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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