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三大神(印度教三大神和天帝的关系)

当我们的研究转向印度时,我们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差异不仅仅是他们自然环境比较后的自然差异,也就是职业、饮食、住所、服饰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更为根本和

印度文明孕育的种姓、非暴力、因果报应

当我们的研究转向印度时,我们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差异不仅仅是他们自然环境比较后的自然差异,也就是职业、饮食、住所、服饰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更为根本和广泛。在西方,没有什么和印度的种姓、杀戮(非暴力)、再生、因果报应等基本概念和制度稍有相似之处。

这些东西不仅仅是印度思想中深奥抽象的观念。相反,它们构成了印度文明的基础,决定了所有印度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因此,由此形成的印度格局是完全不同的,并且持续时间很长,以至于印度文明仍然具有明显的区别于其他所有欧亚文明的特征。这种独特性也是中华文明的特点。

印度的早期似乎与西方雅利安入侵者基本相似——伊朗高原、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公元前1500年左右定居印度的雅利安部落,与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有着相同的生理特征,相同的畜牧经济,相同的社会制度,相同的神,相同的史诗。此外,印度雅利安人远没有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那样与外界隔绝。印度西北部的山脉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因此许多世纪以来,军队、商人和圣地的朝拜者都来来往往,翻山越岭。事实上,在大多数时候,印度北部与中东和中亚的互动超过了印度北部与南部半岛的互动。

因此,很自然地,一个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印度的雅利安人能够发展出一种与他们在西方的亲戚如此根本不同的文明。几乎没有可用的证据来提供一个具体或明确的答案。然而,最简单、看似可能的解释是,印度的雅利安人变成了印度人。印度雅利安人不同于定居在不太文明地区的亚该亚人、多里安人或拉丁人。他们在印度河流域遇到了一个拥有大型城市中心和密集居民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土著虽然被征服,被鄙视,但是因为数量多,文化先进,所以不可能灭绝,不可能被赶走,不可能被同化,他们原有的文化所剩无几。相反,当雅利安牧民在那里定居并转向农业时,他们不得不与原始居民生活在一起。

经过几个世纪的和平共处和相互通婚,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文化融合。这种文化融合的情况、性质和结果是本文的主题。

印度文明孕育的种姓、非暴力、因果报应

雅利安人的影响

雅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后,集中在旁遮普多雨的地区,那里有大片草地供放牧牲畜。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史诗《梨俱吠陀》中,旁遮普的河流经常被提及,而恒河只被提及一次。然而,渐渐地,雅利安人开始向森林茂密的恒河流域扩散。起初,他们的扩张很慢,因为手头仅有的工具是石斧、铜斧和铜斧。然而,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当铁被采用后,扩张的速度大大加快。这时,主要活动由畜牧业转变为农业。此外,恒河流域的季风气候也使得种植水稻成为可能。在旁遮普省,水稻种植的产量远远高于小麦和大麦种植的产量。所以人口密度的中心从西北转移到了东部,东部成为了原来强大王国的所在地。

从畜牧业到农业的转变促进了建立新农村所必需的各种工业,如木材业、冶金业、纺织业和皮革业。由于河流是运输剩余粮食的天然干线,农业也促进了贸易。在贸易初期,通常采用易货贸易,牛是大宗交易的价值单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铸币出现的时候,最早的度量衡正是雅利安印度文明之前实行的。城市是从以前是贸易中心或专门从事某些行业的村庄发展起来的。

经济发展反过来促进政治融合。最初,印度雅利安人和他们的西方亲戚一样,是由部落首领组织起来的,他们得到长老理事会和部落大会的帮助。随着经济的发展,恒河平原的部落让位于王国,旁遮普和喜马拉雅山麓的部落让位于共和国。在这些早期国家中,位于恒河下游的莫杰托王国位于两条主要商队路线上,并控制着铁矿石丰富的地区,因此迅速强大起来,超过了其他国家。

戒托凭借自身优势,后来成为孔雀帝国和笈多帝国的根据地。在这里,有必要提到孔雀王朝前两个皇帝的首席大臣考底利耶的一句名言。他说:“宝库以采为基,军队以宝库为基。拥有军队和宝库的人可以征服整个地球。”

与这些经济和政治发展并行的是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起初,印度雅利安人和其他雅利安人一样,分为武士贵族、牧师和平民三个等级。他们没有与社会阶级相关的限制,比如世袭的职业、阶级内部的婚姻、招待同伴时的禁忌等等。然而,到了公元前500年,种姓等级制度及其所有基本特征开始发挥作用。关于种姓等级制度的起源,虽然提出了很多理论,但普遍认为肤色是一个基本因素。事实上,梵语种姓瓦尔纳的意思是肤色。

雅利安移民很清楚自己和当地黑人土著的肤色差异,他们被称为达赛,也就是奴隶。因为雅利安人有很强的种族优越感,所以极力阻止他们与被鄙视的臣民混杂在一起,从而发展出四世袭种姓制度。前三个种姓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组成,即签约(婆罗门)、武士贵族(Chhatiri)和农民(吠陀)。第四等级(首陀罗)是为闫芸芸保留的。塞尔维亚人不允许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征服者所享有的各种社会权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种族划分已经不符合现实。雅利安部落经常与达赛部落结盟,对其他雅利安部落发动战争。此外,雅利安移民与采纳雅利安承诺和习俗的土著人混杂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达赛人的祭祀土开始变成婆罗门,他们的领袖变成了彻特里。因为以上原因,今天,印度南部黑皮肤的婆罗门也是贵族,而印度北部部分地区白皮肤、灰眼睛的贱民也因为皮肤白而不再被提拔。为了适应这些现实,商人和一些地主被归类为吠陀,而庄稼人和普通劳动者则成为首陀罗。

在这四个部门中,令人困惑的各种种姓已经成长起来。它们都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特点是他们独特的职业,因此银行家和商人通常属于吠陀种姓。另一个特点是世袭原则,这反映在对婚姻的复杂规定和限制上。此外,种姓对食物、水、接触和礼仪的纯度有进一步的限制。最后,每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法律”,也就是道德准则,用来规定各种义务和责任,比如赡养家庭、履行结婚、出生和死亡的仪式等等。

在这种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是贱民,即贱民,他们今天约占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他们注定只能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不洁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要么玷污某些仪式,要么夺走人或动物的生命。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渔夫、屠夫、刽子手、掘墓人、殡仪员、制革工、皮革工人和街道清洁工。这些职业的结果反过来导致社会孤立。达利特人居住在城镇外孤立的畜栏或房屋里,只能使用自己的寺院和水井。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沾染各种姓氏的成员,即不得与后者有任何身体接触,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不得进入后者的视线。因此,直到最近几十年,每当他们走出住所或村庄,他们都必须敲一对响板,以警告别人他们正在接近。

今天,贱民遭受着进一步的心理残疾,这种残疾与身体残疾一样令人丧失能力和有辱人格。根据因果报应理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是由他前世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贱民应该为他们现在的困境负责,因为他们过去的罪恶。提高他们在来世的地位是贱民的唯一希望,而这只能通过尊敬地履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和义务来实现。

社会法令和宗教法令的结合使得种姓制度至今仍在运行。需要指出的是,种姓制度也有各种关于互助的规定,这样一个人只要遵守其规定就可以安全。所以种姓制度依然是印度社会的铁框架。虽然它受到了改革者的攻击,被现代工业社会的迫切需要所摧毁,但它实际上仍然在印度四分之三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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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反改革

建立在法律、因果报应和重生基础上的种姓制度是印度宗教体系的组成部分。起初,雅利安人信仰的典型部落神都是自然力的化身,如雷电和战争之神因陀罗、火神阿贾尼、神圣而醉人的相扑液神相扑。这些自然之神非常适合畜牧业,但当雅利安人定居下来,转而从事农业时,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新的神。于是,印度教的“三大神”出现了——造物主梵天,仁慈的保护神毗湿奴,强大的毁灭之神湿婆。这些新神,尤其是湿婆神,与在印度河流域废墟中发现的神惊人地相似,这并非偶然。那时,雅利安人自然会吸收当地古代农业文明千百年来发展出来的一些宗教观念和习俗。

随着这些新的神,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婆罗门手中,牺牲阶级。这种变化也可能来自雅利安人之前的宗教传统。婆罗门在某些地区与印度文明中的土著宗教领袖有过接触,在接触中,他们很可能了解到了后者的巫术和习俗;当时留下的一些遗物也显示了土司集团控制一切的浓厚氛围。不管遥远过去的历史原型是什么,婆罗门们有效地利用了他们广为人知的吠陀,也就是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在宗教仪式和祭祀时被大声朗读。它们是口头代代相传的,因为在人们心目中非常神圣,所以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作为这一珍贵遗产的保管者和传递者,婆罗门们可以作为高于世俗领袖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的印度社会领袖,主张并实施自己的意见和要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婆罗门甚至通过强调他们举行的宗教仪式的重要性来挑战上帝的地位。他们在一些散文手册《梵天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用来解释吠陀经,指导宗教仪式。这些要求往往是不成熟的思想和精明的计划相结合的产物,以支持牧师的权利。在世俗层面上,婆罗门享有许多特权和豁免权,因为他们的职责是神圣的。那些给婆罗门送礼的人被保证他们会在今世和来世得到回报。“土地的礼物”的评价最高,因为它“解除了给予者的一切罪恶”。结果,婆罗门得到了很多不动产,包括整个村庄。

此外,婆罗门免交各种税。由于婆罗门神圣不可侵犯,他们不能被判处死刑或任何形式的体罚。最后,佛法、因缘、再生的教义实际上为婆罗门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手段来控制人们的思想。

婆罗门的要求和勒索是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印度宗教改革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经济发展,这导致了一个富裕的商人阶层,即Veche种姓,他们对高于他们的两个种姓所享有的特权极为不满。最后,婆罗门和非雅利安人的关系非常紧张,因为虽然非雅利安人可以被吸收为印度教徒,但他们对祭司的统治地位不满。

一般认为,佛陀所属的尼泊尔山区释迦牟尼部落属于蒙古人种。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促成了那几个世纪印度宗教界和知识界的动荡。提出了对自由的要求——自由是比规定的宗教仪式和刻板的教义更有意义和满足感的东西。

动荡的表现之一是禁欲主义的趋势。在最活跃、最聪明的人群中,有些人与社会疏离,沉浸在纯粹的内心反思中。他们发展出各种练习方法来训练(瑜伽练习)头脑不放松,最后进入恍惚或狂喜状态。那种恍惚或狂喜的状态被神秘主义者称为“开悟”,被无神论者称为“自我催眠”。通过内心的反思和冥想,许多改革运动得以发展。只有两个改革运动幸存至今,即耆那教和佛教。这两个宗教的创始人一开始都是苦行僧,后来以更实际、更有组织的方式挑战婆罗门的地位。

耆那教的思想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传播开来;然而,是领袖大雄(约公元前540-467年)使耆那教正式形成,成为一个制度化的组织。他出生在一个不是雅利安人的贵族家庭。30岁时,他抛弃了物质世界,成为一名裸体苦行僧。漂泊12年,他获得了开悟。他创立的教派成员被称为耆那教徒,即耆那教徒(胜利者)的信徒,耆那教徒是他的称号。

耆那教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仅动物和昆虫,就连“木头、石头和树”都有独立的灵魂。因此,他强调尊重任何形式的生命的重要性。耆那教祭司在履行职责时,首先要清理道路,以免踩到任何虫子。虔诚的耆那教徒也会用布遮住鼻子,防止昆虫吸入鼻孔。

今天,大约有100万耆那教徒生活在西印度(古吉拉特邦),但他们对印度社会的影响远远大于他们的数量预测。杀人是非暴力的主要教义的提出应归功于耆那教徒和佛教徒;这一学说最终被一般的印度教团体所接受。圣雄甘地不是耆那教的成员,但他深受其教义的影响。

耆那教从未传播到印度以外,但佛教不同。成为中欧和亚洲、东亚和东南亚的强大力量,对古典时代欧亚核心区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印度而言,佛陀教义的意义在于,它对印度教提出了比耆那教更根本的挑战。佛陀不能容纳种姓或婆罗门,和后来的新教徒一样,认为圣典也要让俗人理解。因此,他用恒河平原的方言布道,避免巫术、祭祀和晦涩难懂的经文。

除了在外界取得惊人的成功,佛教也成为印度教在印度几个世纪以来的重要对手。但它从未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从公元600年开始逐渐衰落。到12世纪末,穆斯林土耳其人到来时,它只存在于少数地方,并处于衰落之中。这场伟大的宗教运动从其发源地非正常消失的原因之一是,它未能为生活中通常的危机做好准备,未能为俗人的出生、结婚、死亡和其他生活中的关键变化提供各种仪式。相比之下,婆罗门准备自己的仪式。尽管遭到改革者的攻击,这一事实保证了他们的生存。另外,更重要的是,婆罗门自己也在搞改革。他们在哲学经典《奥义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自由解放之路。

他们教导说,渗透宇宙的最高精神是婆罗门,一个拥有所有知识和知觉的生命体。他是宇宙的灵魂和无孔不入的精神,其他一切都只是幻觉。灵魂——“自我”——是神的火花。它通过轮回不断改变自己的状态,直到作为婆罗门被重吸收而获得解脱。识别个体灵魂和宇宙灵魂是献身于宗教的人们试图通过实践、反思和从感觉世界中抽身而达到的最终目标。所以印度教徒中追求真理的人可以弃世。

佛教作为一种活跃的宗教信仰,虽然在印度已经消失了,但是因为它的基本信条被印度教吸收了,所以今天仍然存在。印度教的反改革取得了胜利,因为它接受了佛教思想。信奉自然崇拜、祭祀和力量赎罪的原始印度教,已经被奥义书的哲学、杀戮的仁慈以及法律的精神和道德戒律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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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帝国

从宗教运动到政治发展,一个突出的事件就是印度第一个帝国——孔雀帝国的出现。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当雅利安人迁移到恒河流域时,他们也将重心转移到了这一地区,尤其是这一地区的莫哈托王国。当时,中国西北是单独行动的,凭借与波斯文明的密切联系,与印度其他地区分离开来。事实上,大约在公元前518年,大流士皇帝已经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使旁遮普西部成为他的帝国的第20个领土。

波斯入侵后,历史的迷雾再次降临,直到两个世纪后,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抵达。亚历山大的入侵与其说是正式入侵,不如说是攻击。他只在印度呆了两年,去世后不到十年,旁遮普的希腊政权就彻底消失了。到目前为止,在当时的印度文献中没有发现提及亚历山大。但是,他发动的战争确实对印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亚历山大·陆海军对开辟或增加陆海贸易路线的贡献更为有效。它使从印度西北部经过阿富汗和伊朗,然后到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部港口的东西贸易迅速发展。亚历山大在整个中东建立的希腊殖民地无疑为这种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之后亚历山大的希腊化国家推动了这种贸易200年。

对于印度的历史来说,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在废除印度西北部几个地方王国和共和国中的作用,造成了政治上的真空区。钱德拉·古普塔·皮科克迅速填补了这个真相空,建立了以他命名的帝国。亚历山大撤离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22年,旃陀罗笈多还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将军。他在莫杰托夺取了昆陀王朝的王位,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稳步向西北扩张自己的统治,直到他的帝国从恒河扩张到印度河,包括这两条河的三角洲。同时,他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护他的国家。因此,当塞琉古作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之一成为中东国王,并试图夺回亚历山大的印度地区时,旃陀罗笈多毫无困难地击退了希腊军队。

一年后,公元前304年,塞琉古被迫媾和,将印度割让给孔雀皇帝,并娶了一位希腊公主为妻。作为回报,塞琉古得到了500头大象,他用这些大象成功击退了他在希腊世界的对手。塞琉古与孔雀皇帝的和平,标志着孔雀帝国在当时已经确立了大国地位。有一个叫麦加斯提尼的希腊使节,在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居住了好几年。虽然他的观察报告现在只能以二手的形式获得,但这是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旃陀罗笈多的儿子平透沙(约公元前298-273年)似乎征服了德干,而他的孙子,著名的阿育王(公元前273-232年)则征服了印度东部的卡灵加。于是,在后者的统治下,孔雀帝国囊括了除南端以外的整个印度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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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护良好的道路上,成群的商人、士兵、皇家使者和乞讨的托钵僧不断地来来往往,车辆很多,这就需要有一部正规的公路法。东海岸杰灵加的征服促进了贸易,有专门维护航道和港口的海事部门。许多寺院的铭文证明了向寺院捐款的商会和行会的财富和慷慨。省会城市华士市,素有“花城”之称。它以公园、公共建筑、九英里多的滨河土地和教育系统而闻名,吸引了国内外的学生。

这一切都要靠“国王提取的六分之一收成”。然而,国王提取的收成往往增加到四分之一,仅够农民生存。法律是严格的,维持秩序的手段是无情的。军队号称70万人,装备9000头大象和10000辆战车。聪明的间谍无处不在,通过信使和信鸽向首都发送一系列报告。Arthashastra【政治经济论】一书中列举了18种严酷的刑罚,常被用作刑罚和逼供手段。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高效、严格、官僚的社会,充分体现了考底利耶的名言:“政治是惩罚的科学。”

阿育王的统治表明,传统的帝国统治发生了根本性的独特变化。在通过一场特别残酷的战争征服了杰灵加王国之后,他的内心经历了一些变化。他在刻在岩石上的圣旨第十三条中写道:

150,000人被抓为俘虏,100,000人被杀,死亡人数是这个数字的许多倍。......受到诸神爱戴的杰灵加征服者,现在感到非常懊悔,深深的悲伤和后悔,因为之前征服一个未被征服的民族,涉及到屠杀、死亡和流放。......即使是躲过了灾难的人,也因为一直爱着他们的朋友、熟人、同伴、亲人所遭受的不幸而痛苦万分。因此,所有的人都在遭受不幸,这使国王的心情非常沉重。

从那时起,阿育王致力于推广和实现佛陀的教诲。他渴望一个“安全、理性,每个人的内心都平静而温柔”的未来。效仿波斯统治者,他把他的诏令刻在岩石、洞穴和特别建造的柱子上。这些命令与其说是官方法令,不如说是国家训诫的性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告诫人们要发扬大德——淳朴、慈悲、相互包容、尊重各种生命。阿育王不同于考迪和耶,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他更关心人民。因此,他设立了许多没有给国家带来直接利益的公共事业——医院和国家资助的治疗,道路两旁的果园和休息场所,向各教派发放救济品,向国外派遣佛教传教团。

阿育王不是印度的君士坦丁,就像现在声称的那样。他没有把佛教定为国教,也没有迫害其他教派。相反,他还慷慨捐助婆罗门和耆那教徒,帮助各种宗教和派别的杰出人士。这不是宗教上的变化,而是普遍的态度变化。他最强调的是宽容和非暴力,不仅因为它们在道德上是可取的,还因为它们会促进他庞大而复杂的帝国的和谐。这在阿育王统治时期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在人民的欢呼声中统治了41年。然而,在他死后半个世纪,他的王朝被推翻,他的帝国被消灭。

直到现代,这已经成为印度历史的一种模式。印度不像中国,帝国统一时间长,分裂时间短。然而在印度,情况正好相反——短期统一,长期分裂。这并不是说印度没有统一。印度有统一,但这是文化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印度文化强调对社会秩序的忠诚而不是对国家的忠诚,种姓等级高于任何政治制度就是明证。因此,在一个地区促进统一的文化在另一个地区破坏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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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者、商人和传教士

公元前2世纪初,孔雀帝国崩溃后随之而来的是500年的混乱和黑暗。但在此期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经常发挥作用的因素,那就是印度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与日俱增,并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起初,它受到希腊人的影响,希腊人在印度被称为Yavanas,在亚历山大之后的两个世纪里,它仍然是印度西北部的一支力量。希腊人发展了犍陀罗艺术,为印度造币提供了范本,最重要的是促进了印度与中东的贸易。接着来了一群入侵者,他们取代了希腊人,并在某些情况下进一步向南推进。帕提亚人,被印度人称为帕拉瓦,起源于里海地区。他们首先从塞琉古王朝手中夺取了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权。然后从公元前140年左右开始,帮派渗透到印度西北部,迫使希腊人北上,最后占领了印度河下游。

在帕提亚人之后,四川人,或者印度人称之为沙加人,来了。他们被月球人逼迫离开中亚,在公元前130年左右的夏天制服了希腊人,然后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旁遮普,最后定居在古吉拉特邦。在那里,他们与土著人融合在一起,形成了马拉塔民族,这个民族后来在印度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最后到的是桂双。霜人原本是岳家的一员,他们成功地统一了岳家的游牧民族。然后在公元前1世纪,他们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旁遮普。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他们将其统治扩展到南方,可能远至印度斯坦和德干之间的那巴达河。在他们著名的统治者Ganeshega(大约在公元130年至160年统治)的领导下,他们的帝国包括旁遮普、克什米尔、印度河流域、恒河上游、阿富汗和今天中国新疆的部分地区。这个帝国跨越了当时最繁忙的几条贸易路线,因此中国的各个地区都深受印度人、希腊化国家、波斯人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中国人的影响。

在斯堪的纳维亚、埃塞俄比亚、罗马和其他亚洲国家发现了霜冻硬币。这些硬币上刻有希腊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所崇尚的一些神的名字和雕像。Ganeshega在他的硬币上雕刻佛陀和波斯神,同时不偏不倚地保护耆那教和婆罗门教。同样,他采用了印度皇帝maheraja(“伟大的国王”)的称号,帕提亚人的称号,即梵文的ajatiraja(“万王之王”)和中文的称号,即梵文的devaputra(“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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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纪,桂双帝国逐渐衰落。直接原因似乎是波斯出现了强大的萨珊王朝(公元226年)。山飒王朝将势力东扩至阿富汗,切断了中亚贵双人原有根据地与其印度各省的联系。3世纪末,贵爽帝国分崩离析,在恒河流域和波斯边境地区之间留下了一个真正的空权力区。这就为印度第二大帝国笈多王朝的崛起扫清了道路,就像更早的类似真理国空是孔雀帝国的前身一样。

现在回过头来看,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300年的500年间,印度与外界前所未有的互动显然是非常突出的。至少,希腊帝国、帕拉瓦帝国、萨卡人帝国和龟缩帝国都建立在印度,以及中亚或中东。他们都促进了从印度北部到西部到中东和北部到中亚和中国的贸易。也是罗马商人来到印度南部和西部,印度商人来到东南亚进行繁荣的对外贸易的时期。

在文化领域,印度佛教传教士也在这几个世纪里把他们的教义传播到了周边所有国家。以乞讨为生的牧师可以从容地游走于彼此敌对或秩序混乱的民族之间,因为他们穷得连抢劫都做不到,他们被一种超自然的奉献氛围所包围。没有抢劫或伤害这类人的动机,因为唯一的回报就是可能受到来自天堂的惩罚。因此,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教传播到了周边所有国家,在传播的过程中,各种文化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文化交流绝不是单向的。来自北方的入侵者带来了来自希腊、波斯和中亚的各种影响。公元1世纪,一种新的宗教,基督教,通过海路传入印度。根据传说,圣托马斯大约在52年前到达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在那里他建立了许多教堂。从那里,他由陆路前往东海岸,但到达东海岸后,他的布道遭到强烈反对,于68年在马德拉斯附近被杀。然而,他在马拉巴德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当多的基督教团体一直存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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笈多古典时代

公元4世纪,大笈多时代——前几个世纪的一个侵略者被同化,各种文化思潮硕果累累的时代——开始了。这是印度文明的古典时代,可以和早期的西帝国或者奥古斯都时代相提并论。笈多帝国和孔雀帝国一样,都建立在恒河流域的莫哈托。这个国家在孔雀帝国崩溃后设法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然后乘着贵爽帝国的崩溃,开始向贵爽帝国崩溃造成的势力甄空地区扩张势力。

笈多时代始于旃陀罗笈多一世大约320年登基,笈多帝国在他的孙子旃陀罗笈多二世(375年至415年在位)的统治下达到顶峰。旃陀罗笈多二世尽力扩张,直到他把他的帝国从印度河延伸到孟加拉湾,从北部山区延伸到那巴达河。这些边界构成了印度斯坦的传统边界线——这是值得强调的一点。政治上,笈多帝国是一个北印度帝国,并没有覆盖整个半岛。

事实上,当时的南印度在很多方面都与世隔绝,因为温迪亚山脉仍然是将半岛一分为二的有效屏障。南方的民族讲德拉维甸语,包括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卡纳拉语,与北方人讲的印度雅利安语不同。另一方面,南方也接受印度教、佛教及其社会习俗,并以梵语作为其经文和学习的语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文明,这个文明把各种民族牢牢地团结在一起,而不管他们的民族和语言背景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也不管南方有几个国家独立共存。

笈多帝国似乎享有显著的繁荣,旃陀罗笈多二世的货币改革和采用标准金银币进一步促进了这种繁荣。当时,半岛内部贸易和对外贸易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笈多统治时期,保障程度也有所提高,体现在外贸贷款利率的降低上:孔雀时期,贷款利率为240%;在笈多时期,减少到20%。当时最重要的产业是纺织业。纺织品包括丝绸、平纹细布、印花布、亚麻、毛织品和棉布。由于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这些东西被大量生产。其他重要工业有冶金、制陶、雕刻以及宝石切割和抛光。

从中国佛教香客的报道来看,笈多帝国的统治比孔雀帝国温和。法显,中国东晋时期的一位佛教大师,从401年到410年一直呆在印度,游历了许多寺院。印度的礼貌服务和普遍繁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发现王朝虽然信奉印度教,但并不歧视佛教徒。乡村是一片和平繁荣的景象,不像孔雀帝国统治时期被警察和特务骚扰。法还指出:

人很多,都很开心;他们不必登记家庭成员,也不必侍候任何地方法官或注意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只有耕种皇家土地的人才需要支付(部分)收益。如果他们想去,就去;如果他们想留下,就留下吧。国王的统治不是靠斩首或(其他)体罚。罪犯只是被罚款,罚款的数额取决于罪行的严重程度。即使你遇到一个企图进行恶性叛乱的人,你也只是砍掉了他的右手。国王的卫兵和随从是有薪水的。......市场里没有肉铺和酒商。

在语言学和文学方面,这是梵语成功的时代。梵语是婆罗门学者使用的一种相当古老的语言,正在卷土重来,并传播到政府和世俗文学中。由于王室的慷慨支持,诗歌和散文得以繁荣发展。其中最杰出的是“印度莎士比亚”卡利陀坡的作品,他将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改编成戏剧和抒情诗。18世纪后期,他的七幕剧《沙贡达罗》被翻译成英文。从此广受好评,被搬上国外舞台。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伟大的民族史诗编纂成最终版本,可能是笈多时代最伟大的文化成就。尽管这两部史诗的早期改编本在公元前许多世纪就已存在,但它们现在已经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只能看到相当多的作家给出的风格的编辑版本。这些版本至今仍是印度文学的经典,是印度传统的宝库。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书中的大量故事被一代又一代的作家采用。书中的哲理诗《博伽梵歌》已经成为印度教最重要的圣书。

在科学方面,古普塔的成就也很突出。与希腊人的交往使双方的思想交流受益。阿耶波多,出生于公元476年的华氏,是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教导说,地球是一个球体,围绕地轴旋转;月食是地球的影子落在月球上造成的;太阳年的长度是365.3586805天——这个计算的误差很小。毕田,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精通希腊科学,极具天赋。他实际上对所有自然科学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毫无疑问,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0”的理论和作为微积分基点的十进制。这个基点可以是任何数字;印度人选择10可能是因为他们用10个手指来计数。在十进制系统中,所需的单数只有0,1,2,…9。古希腊人不同。对他们来说,888年的每一个8都是不同的。对罗马人来说,888是DCCCLXXXVIII。如果应用这些进位制,显然很难乘除。

这些简单的印度图形被阿拉伯商人和学者传到西方,被称为“阿拉伯图形”。这些数字虽然优势明显,但长期以来被鄙视,被视为异教徒的东西,太容易伪造,因为短短的一笔就能把0变成6或9。直到15世纪后期,印度阿拉伯数字才开始在西方流行,打开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科学的大门。现在回想起来,印度的这一贡献是杰出的,堪比轮子、杠杆或字母表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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